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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陈学超教授做客上林人文社科讲坛


2021119日上午930-1130,陈学超教授上林人文社科第117期讲坛,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,为广大师生作了《文化的启蒙者和守夜人——以长安走出的吴宓为个案》的讲座。讲座由高研院副院长赵学清教授、文学院副院长李跃力教授主持,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、高研院院长、文学院教授李继凯为评议人,文学院资深教授赵学勇、副教授冯超,旅美学者陈瑞琳及境内外学者近100人参加了讲座。


 

赵学清、李跃力教授主持讲座


陈学超教授从早期留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展开,指出早期留学生充当了革新者、启蒙者、先行者、开创者,在中华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发挥了破旧立新、建设新文化的先锋作用。


首先,陈学超教授谈到早期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背景,认为1872-1979年的十万中国留学生,特别是两万多留美学生,都有以下四个特点:第一,师夷长技,救国图存,革新故国,承传了“君子为学,以明道也,以救世也”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;第二,几乎都出身于儒家礼教氛围浓厚的旧家庭,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,奠定了较好的国学根基,留下了天然的文化依恋;第三,都有在异国他乡被歧视的经历,由衷地怀念故国文化;第四,留学后的前途,大多期待报效祖国。


其次,陈学超教授介绍了早期留学生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。一个是曾被批为“全盘西化”的胡适,指出五四新文化初期胡适的“西化”,只是参与破旧立新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策略,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,并未舍弃中华文化的根基;还有坚持“昌明国粹,融会新知”的“哈佛三杰”,即汤用彤、陈寅恪、吴宓,包括同学同道梅光迪,他们都出身世家,曾就读清华,留学哈佛。他们虽学贯中西,却没有数典忘祖,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一直是坚守中国文化本位、稳健革新的角色。


最后,陈学超教授揭示了“吴宓现象”的启示,第一,对吴宓其人做了一个介绍。第二,辨析吴宓的文化选择:说明“新”和“旧”并非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,以克服盲目趋新、全盘弃旧的流弊;纠正文化发展上的简单的线性进化论思想;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会贯通;提倡“虚衷自谦”的态度和互相切磋、取长补短的学风。第三,谈到“吴宓现象”的反思,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的悲剧,被学界称为“吴宓现象”,指出探讨在中国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,也许比了解吴宓的学术观点更为重要。第四,分析了吴宓与“关学”,即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。认为吴宓接受白璧德以回归传统为特色的新人文主义思想,更深层的原因,与他出身的陕西关中明清以来流行的“关学”思潮熏染有关。



陈学超教授在讲座中


陈学超教授的讲授结束后,黄维樑教授、李继凯教授、赵学勇教授作出了精到的点评。


黄维樑教授认为北斗与吴宓有关系,因为吴宓字玉衡,玉衡是北斗七星之一。黄教授提到,陈教授的演讲从胡适开始,到“哈佛三杰”,其中包括吴宓,陈教授引用的材料有许多,不断地深化、积学,成为他的学问和主张,黄教授同意陈教授“吴宓是稳健的革新派”这一观点。


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参加讨论


李继凯教授指出,陈老师有一个鲜明的观点,即吴宓从长安走出,是先带有文化积淀,然后到了美国接受西方的新人文主义,形成了他中西文化汇通的一系列观点,甚至他的文化选择、文化立场、文化姿态,都是陈老师的一个概括即“稳健的革新派”。后来也称为“汇通派”。但李教授提到,他更愿意用“文化磨合”来解释,因为融合、汇通有一种想融在一起的追求,实际上这是比较困难的。然而磨合是可能的,承认差异、能够共存,各自有各自的文化系统、话语系统、表达方式,但是它可以适配、和谐、互补、双赢地在一起。


高研院院长李继凯教授参加讨论


赵学勇教授在与谈时提出,改革开放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四十多年,进度变化不是很大,比如严家炎先生编的文学史,是2012年出版的,他对吴宓,所谓的学衡派、复古派的评价,仍然延续了唐弢他们的文学史的观点。赵教授认为,这成了我们现代文学领域研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,即对于这代文化人,他们如何融会新知,走西方这条路、从西方回来,走现代化建构的这条道路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此外,关于陈教授提到的留学生激进派和稳健派的话题,赵教授认为这个提法很新,如果把吴宓等稳健派放在当下的语境当中,恰恰这些人是最有价值的。吴宓等人提倡的昌明国粹、融会新知、守正创新,是今天所需要的,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。


 

文学院资深教授赵学勇参加讨论

 


最后,陈学超教授与线上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,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予以一一解答。长江师范学院肖太云老师提出,佛教在吴宓的生命体验与文化经验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,如何看待吴宓时时言说出家却始终未能真正出家之间的缝隙,吴宓的佛教经验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有何异同?陈教授提到,总体上,中国早期留学生到西方以后,对基督教的认知比较多。因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是基督教文化,而且基督教泛爱的教义、同情弱者,都吸引了留学生,那一代留学生很多信奉基督教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仍然坚持佛教,这一部分人其实是比较坚守中国文化的,虽然佛教从印度过来,但是儒道释是中国传统文化信奉,所以吴宓的一生,对佛教、对中国传统道德,他都是当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在学习、探索。但这代知识分子也有他矛盾的一面,包括胡适也在美国研究佛教、佛经。对吴宓这样复杂的一个人物,有时候很现代,有时候很传统,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吴宓身上是自然的。


此外,陈瑞琳老师认为,在任何一个时代,都不能只有激进者,必须有稳健者。所以在那个时代,有吴宓这样的学者,在今天回头看是非常重要的,现在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提出了两个问题,第一,留下来的国粹是什么,丢掉的国粹又是什么?第二,在全球化的时代下,如何把我们的文化、文学与世界文化、文学进行对比?吴宓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,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惑,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格局,学者包括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非常艰难的抉择。


线上学者参与交流


最后,陈学超教授回答了为何二十世纪上半期留学东瀛者激进居多,留学欧美的更趋稳健的问题。他认为二十世纪初期,留学生分为两路,东路军到日本,西路军到欧美。由于当时的环境和国家的文化不同,和中国文化的距离、关系也有差异,所以也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理想去向。东路军: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陈独秀、李大钊等,到日本留学的人,不完全是学习日本文化,更多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文化。因此,日本的留学生较为激进,是因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,梁启超、康有为等人最早在日本学习,加上日本的传统文化,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。所以他们的思想虽然激进,但在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比西方的留学生更多一点,例如鲁迅、周作人等人。西方留学生稳健的原因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,有一批人最后坚持整理国故,融会新知,来继续做国学,日本的留学生相对较少,而且日本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较为紧密。所以当时日本培养了中国很多革命家的激进,在意识形态上,从苏联学习,在日本传播,最后中国的一批左翼作家、革命家从日本来了,西方的文化影响的人,他们的革命思想不是那么浓烈,所以他们在学习西方以后,希望和中国传统文化磨合以后,来建立中国的新文化,所以新文化运动中,东路军与西路军的作用是不同的。但是他们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,只是他们的表现形态不同。